思政故事一
冯长根
1989年国庆节，一位面容朴实的青年学者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并通过荧屏向全国同胞倾吐心声，他说:“我所取得的一切都属于祖国和人民，没有祖国和人民，就没有我的一一切。”百金他就是冯长根，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1983年回国的留英博士。在十几年的研究中他在热自燃(热爆炸)理论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9 年他被《中国青年》杂志和团中央、全国青联评为“中国青年十大杰出人物”，并被授予“为七五建设作贡献杰出青年”称号。
1953年2月，冯长根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从懂事起,他就逐渐萌生了一个信念:学好知识，报效祖国。不幸的是，到了他吸取知识、渴求文化的年龄，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使他读书的愿望几乎破灭。1969 年，他16岁的时候，就下乡插队去了。而这时他只上到初中一年级。回城后,他又在工厂里当了两年工人。不完整的青少年教育，做农民、当工人的劳作经历,使他深深品尝到了缺乏文化科学知识的痛苦。
但幸运的是,1975年,他正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邻厂有一个推荐大学的名额，因为专业属“冷门”,许多人都没兴趣，冯长根所在的厂询问他去不去,为了实现学习深造的愿望，他毫不犹豫地应允了。于是凭着“半工半读’的初中水平,他跨进了大学校门一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经过三年大学学习,1978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同时又通过了该校研究生人学考试。
回忆大学生活，他终生忘不了-位老师语重心长的教诲:“你是大学生，要争取做栋梁。”这句话激励他在日后的生活历程中，努力奋进，永不停歇。由于研究生人学考试成绩较好，学校准备送他出国深造。从接到通知到参加出国考试，只有一个 月时间，凭着勤奋和毅力,他闯了过来。1979年10月,他终于踏上了出国求学之路。
1979年10月,冯长根以优异的成绩进人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校方把他分配到燃烧与能源系。但他考虑到该系的专业设置与国内的急需有一定差别，就竭力向该系主管教授提出转到物理化学系学习的请求。这位老教授认为自己所在系学术水平很高，在国际上又有声望，对他的要求不理解。冯长根反复向他解释:“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农业和工业生产中需要用到炸药的地方很多，国家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我应该学习国家急需的。”这位教授听他讲得有道理，便积极去帮他联系。后来，冯长根成为该校两个系共同的研究生。这位教授也是他的导师之一。
经过和导师多次商量,冯长根最后选定了热自燃(热爆炸)研究方向,此后,他便-头扎进图书馆,查询和收集有关文献。在那段日子里他简化了生活中-一切可能简化的“程序" ,没日没夜拚命钻研，每天实际工作时间达到十四、五个小时，只用了短短的两个月,就很快掌握了当时国际上关于热自燃的研究动向，进入了课题研究。
找到了方向就有了动力,在以后的日子里,冯长根虚心请教，勤奋学习,把全部精力都投人到研究中,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辛勤的汗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82年，冯长根29岁时，与导师合作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并且第一次到英国以外的国家参加学术会议。他的第一篇论文才3页,但结束了学术界在“热自燃"研究中关于一一个重要数据取值范围的争议。
此后,他多次参加国际上的学术会议,并先后在有影响的国际学术性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优秀的论文,在“谢苗诺夫热爆炸理论”、“弗朗克一卡敏斯基热爆炸理论”、“汤姆斯热爆炸理论”、“强光起爆理论”、“热着火的非稳定理论”等方面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他的博士论文《扩展的热爆炸理论:自点火中临界性、转变性和温度时间历程》在许多方面发展了经典理论,因此荣获英国利兹大学1982年一-1983年最佳物理化学博士论文奖。此奖每年只发给一个人，在此之前，获奖者都是英国人，冯长根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这篇论文后来被利兹大学图书馆收藏，永久记载着这位中国青年的荣誉。
英国人有个习惯，喜欢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写上“本论文献给我的妻子x x x”，而冯长根在完成了饱含4年心血的博士论文时，提笔用中、英两种文字在扉页上写道:“本论文献给我的祖国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别人问起此事时，他回答说:“我这样做没什么别的目的。我只是想把自己那种渴望报国的心情记录下来。
班方我能有幸在英国完成博士论文，全仰赖祖国为我创造的从小学到大学受教育的一切机会。我只希望，今后如果有人在图书馆查阅博士论文时，能知道这样一个情况:有个中国人在国外求学期间，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
1983年12月,他刚刚通过论文答辩，就放弃了还有几天就要举行的博士学位授予典礼，毅然登上返回祖国的飞机。
“许多人常常问起我，为什么归心似箭?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承受的恩情岂只滴水?不管是物质条件还是学识才智,我的父母都培养不出一个洋博士。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系列前期优势，是由全体劳动者组成的国家用无数的财富和慈爱换来的。别的不说,仅我在英国留学四年,每年都要花掉相当于200个农民全年劳动成果的外汇。我在国外度过的一-分一秒，都凝结着祖国人民的血汗,真是寸光阴一寸 金啊!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我认为爱国是天经地义的事。从娘胎里来到这块土地上，就注定了我要热爱这个国家。爱国,是不需要理由的，更不需要论证。
也有人问过我，中国那么穷,为什么还要回去?我说正因为穷，我才要回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要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外国再好，也是别人的家，终非久留之地。”
拳拳的赤子之心,滚烫的祖国之爱，发自一位学成归来的学子内心深处。
他归来了，带着重重的四大木箱的资料，带着他的热自燃理论,也带着他用青春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风尘仆仆地归来了。取回国后,冯长根又回到母校北京理工大学(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力学工程系任教。一到那里 ，他就把全 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当时院系领导多次与他促膝谈心，系里积极向上的改革气氛也鼓舞和推动了他。
回国的第一年，他就开了3门课，同时为中青年教师辅导英语口语，每周上五、六次课，还编写了教材。一位老教授原来给研究生讲授“热爆炸理论”，因患病停课一年多，他稍经准备就重新开出了这门课。
冯长根主要研究方向是热自燃理论，这在我国还是一一个年轻的领域。比起发达国家，我们的研究条件差，经费不足，但他始终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缩小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其中也包括科研方面的差距。”
在校系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不久，他就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基金,不到-年就接受了3个研究课题。
几年来，冯长根在"热自燃”理论研究方面，已出版了《热爆炸理论》和《热点火理论》两本专著，其中《热爆炸理论》-书，是国内这一领域的第-本专著，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他还编写了5本教材，发表了70多篇论文，在“封闭系统”、“开放系统”、“多相系统”、“化工反映器”的热稳定性等课题的研究中都有新的贡献。这些成果在燃烧爆炸、化工、传热和安全工程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意义。由于他对热爆炸理论创造性的研究，完善了经典的热爆炸理论，特别是他运用现代数学的计算机等先进手段，对各种条件热爆炸临界条件和延滞期做了大量的数学处理，被誉为“我国系统研究热爆炸理论的第一人”。
1986年，冯长根晋升为副教授时，他的英国导师来信祝贺道:“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好消息。....中国科学和未来在你们这一一代青年身上。如果你们的国家能给你们提供必要的机会，那么更加令人难忘的时刻就在前头。”
过了不惑之年的冯长根，现在早已是北京理工大学力学工程系教授,爆炸与安全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火工品与烟火技术专业、安全工程专业教研室副主任，爆炸灾害预防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技术聘任工作委员会委员。同时他还担任北京市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常委、全国青联常委等职务。
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默默奉献的冯长根，社会给予了他一连串的荣誉。1986年,他获得首届北京“青年科技奖”，并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7年,荣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青年奖励研究基金;1988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首届“全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及中国科协首届“青年科技奖”;1989年晋升为教授，被评为“中国青年十大杰出人物”,并被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为七五建设作贡献杰出青年”称号;1990年,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优秀知识分子，被推选为“奋斗者的足迹”知识分子报告团成员,9月20日，作为知识分子代表高举火炬参加了亚运圣火交接仪式。
在科学上的任何成绩，都是需要百分之一的天才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取得的。冯长根常说:“我并不是多么聪明的人，只是把全部的才智都用到学习上了。小时候从母亲那里学到一个道理使我终身受用:笨鸟先飞。我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从16岁下农村插队，到1975年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实际上只有初一文化水平，这就意味着他要在3年的时间里走完从中学到大学需要9年走完的路程。在这看似不可超越的难关面前，他没有畏惧，埋头苦干。到1978年,他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大学学业，还考上了10年浩劫后第一届研究生,后来又考取了出国留学生。
在国外学习时，他更是视时间如黄金，恨不得把一天变成48小时。他利用白天晚上- -切可能利用的时间拼命工作,晚上常常在实验室或计算机房干到十一一、二点。累了,打个瞌睡再干;饿了，啃几口面包，喝几口冷水。每天深夜，当他结束学习,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时,只有徐徐微风和路灯为他作伴。
有一年圣诞节前夜，导师上街买东西，开车经过学校，惊讶地看到冯长根的实验室里还亮着灯光。第二天，他邀请冯长根到他家做客,感慨而幽默地说:“你昨天还在工作，使我们感到惭愧。”他的这位导师一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物理化学家彼得.格雷教授,不仅在学业上悉心指导他，同时在品格上也给子他高度赞誉。格雷教授在1984年5月访问中国时，在一封给北京理工大学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和贵校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冯长根作为研究生来到利兹的那一天。 在他开始研究训练不久，他就是一位勤奋的工作者，一个真正的学生。'
冯长根自己却这样说:“理想和信念都不是空话，它是由实实在在的行动组成的。我是工人，就要搞好生产;我是学生，就要一心扑在学习上。我们每个人做的都是身边的小事,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人从事的工作、所有人的理想汇合到起，那就太伟大 了。至今，我在热自燃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有的还代表了本领域的国际先进水平。这些成就的取得，全是靠汗水换来的。我觉得勤奋工作本身就是爱国，就是在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
9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潮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知识与人才的需求也变得日益迫切。像冯长根这样跨世纪的一-代留学青年,历史赋子了他们艰巨的使命。
在谈到对未来的打算时，冯长根说:“除了带好研究生、搞好教学外，在科研上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干我没有干过的属于前沿性的专业工作。同时,应该有意识地从各方面锻炼、充实自己，以适应未来的需要。”
实际上他不仅在学术上有较高的造诣，而且作为一一个责任感很强的回国留学生,他还倾注不少精力从事青年科技人员特别是同辈学人的社会活动。1992年3月,他和陈章良等人在欧美同学会支持下发起成立了该会的青年委员会;5月，又成功地组织了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大会。这些活动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青年留学生们正在形成一-种有组织的活跃的力量，在中国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事业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把中国推上了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舞台。而留学生实际上正处在这个激烈竞争的前沿。冯长根，作为一代跨世纪，的留学生的一员,心中思考的不只是与个人利益有关的问题， 更多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在人生的每段历程,冯长根都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1985年,他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许多人团结起来就有无穷的力量，在今天，要改变中国落后贫穷的面貌，只有依靠党的领导。”“重任在肩,厚望所寄，我们应该努力把自己锻炼得完美些。”“我是研究热爆炸理论的，我有决心让我们国家在这一领域处 在世界前列。今后，我要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建设释放出全部的光和热。
未来，充满着挑战，也充满着希望。因为祖国母亲养育了成千上万个像冯长根这样的有为青年!
思政故事二
白春礼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青年研究员白春礼博士是我国第一- 台扫描隧道显微镜(简称STM)和第一台原子力显微镜(简称AFM)的研制者，1988年获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1989年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获中国科学院首届青年科学家奖。1990年11月,他领导的实验室利用STM观察的DNA三辫链状结构，其结构图象目前国际上尚未见到报道。这一一科研成果被选为1990年中国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之一。
白春礼在1953年9月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一个满族家庭。17岁那年，中学毕业的他来到那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北草原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虽然在兵团他干的是当时众人羡慕的司机职业，但他小时候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主人公保尔的那段“不应为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而悔恨”的名言一直激励他利用别人打扑克、聊天的时间，就着15瓦昏黄的灯光，重新复习和自学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课程。“苍天不负有心人”,在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自强的乐趣后,1974年，一-张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改变了白春礼人生之舟的航向。
未名湖畔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在他面前展现出--个崭新的天地。在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盏孤灯伴他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夜晚和闷热的白天。1978年大学毕业后，他又先后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并于1985年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化学博士。1985年9月，白春礼飘洋过海，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在美国太平洋东岸,有一-座被玫瑰花簇拥着的美丽城市一帕萨迪那,加州理工学院就座落在这里。白春礼在美国科学院院士白尔德斯维勒教授的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
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是美国航天局与加州理工学院共同管理的一所世界著名的实验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40年代曾任该实验室主任。在曾任美国总统科技办公室副主任的白尔德斯维勒教授的举荐和担保下，白春礼终于成为进人这所戒备森严的神秘领地工作的第二个中国人。白春礼忘不了当他踏进实验室后美国同事对他说的第一句话:“你创造了奇迹!”他们指的是白春礼是继钱学森之后，第二个走进这所闻名于世的实验室工作的中国人。对此，白春礼淡淡一笑,但在心里却默默发誓:我要创造出真正的奇迹!
出国前，白春礼为自己预选了原子簇化合物进程结构的扩展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谱的研究课题，因为在国内拥有这方面的工作基础。但到美国后，他看到自己的指导教师正在进行扫描隧道显微术的研究。STM( 扫描隧道显微镜)是1982年在IBM公司问世的~种用于研究物质表面结构的新型仪器。它在表面科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和微电子技术等领域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它的问世，被认为是对表面科学和表面现象分析技术的革命,其发明者获得了1986年度诺贝尔物理奖。白春礼知道国内对这一新技 术还了解不多,并预感到将来国内必然要开展这一前沿领域的研究，便征得指导教师的同意,将主要精力放到了STM上。
从此，自春礼同时进行两项不同的研究工作，每天在相距10公里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和加州理工学院之间穿梭奔忙。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二届STM国际会议上，自春礼与美国同事合作的研究成果《ZH一硫 化钼层状半导体性质过渡金属二硫化物的STM研究》被选为大会报告文章,并被选人大会论文集,这表明中国科学家已跻身国际上这一研究领域的前列。他所编制的有关计算机软件被美国海军实验室采用。他的指导教授高度评价了他的工作，并称他是最有才华的青年科学家之一。
1987年9月的一个夜晚,白春礼找到实验室负责人麦克先生,平静地告诉他，自己决定回国，决心把中国的STM事业搞起来。麦克先生从白春礼那坚毅的目光中,看出了这个中国青年的决心。他没有说话，只是下意识地点点头。
不久，白春礼与妻子向一位美国朋友辞行。这位朋友是美国一家大公司的副总裁，曾多次以高薪聘请白春礼到公司长期工作，都被白春礼婉言谢绝了。这一次，他不失时机地再次试探，然而他又失望了。白春礼的妻子在一旁静静地倾听他们的谈话,但内心并不平静，她是有理由为丈夫放弃在美国工作的机会而遗憾的，因为只要他再在美国工作一年，她便可以完成自己钟爱的学业。然而，她最终还是支持了丈夫的选择。
1987年10月30日，白春礼夫妇风尘仆仆地带着用自己积蓄的5000美元购买和加工的部分关键元器件和部件奔向祖国母亲的怀抱。当从香港搭乘飞往广州的班机时，每人仅限带20公斤行李，白春礼将衣物等生活用品扔掉，而没有舍得丢弃一页资料。回国后,白春礼的一些朋友，包括在国外的朋友，常带着惋惜和疑惑的神情问他:美国那么富足，各方面条件那么好，你干嘛不留在美国?这位才华横溢、感情丰富的科学家是这样回答的:“这个问题我曾反复考虑过。留在美国，工作条件好，生活条件也不错。回到中国，在国内开创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对祖国的科技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也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目前科技队伍面临着“人才断层”，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的人，大都是“文革”期间中学毕业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不多，我们这些幸运者如不回国效力，怎能对得起师长的厚望和自己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呢?人总是应该有点精神的。当年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工作过的周培源、钱学森、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前辈报效祖国的事迹，为我们年轻-代的留学人员树立了楷模。再者，虽说国外的生活水平是比国内高，科研服务系统也很完善，而在国内,很多事情不得不从头做起，花费的精力和时间要更多一些，但是，在国内工作也有许多优越之处:
首先，各级领导和学术界的前辈，十分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正在努力创造一- 个有利于青年人成长发展的环境。我回来后，中科院化学所非常重视，决定先贷款12万元支持我的研究课题。1987年底，周光召院长和其他院领导从院长基金中特批30万元科研经费，决定开展STM和1986年刚刚问世的AFM(原子力显微镜)的研究。从我写申请报告到经费拨下来,前后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快的速度即使在国外也是罕见的。
其次，在国外，要做什么科研课题大都是由指导教授来决定，自己的想法往往很难实现。而在国内，有专为年轻人设立的青年科研基金，可以由自己的思想去实践，在科研上我们有充分的自主权。1989年初，经过有关专家论证，我提出的研究课题，被列入中科院“重中之重"项目，得到较强的经费支持。
第三，在国外，留学生能独立出去开展学术交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到第三国去开会的机会更少。我回国前，也曾担心回来后不容易出去，会中断科技信息的国际交流。然而在我回国后的三年中，由于各方面支持，已获得4次代表国家出国开会、访问的机会，既向国际学术界报告了我们自已的研究成果,又能及时了解国外最新的学术动向，极大地促进了我们自己的科研工作。”
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白春礼开始冲刺了。
化学所在科研场地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腾出一-间地下室仓库作为STM的实验室。白春礼和他的同事们骑着三轮车，将仓库里多年弃置不用积满灰尘的实验台、破桌椅拉回擦洗干净，修好使用。大家顶着8月的骄阳，挥汗如雨地挖沟埋电线,将地下室初步改建成实验室。冰封雪冻的冬季，白春礼和同事们就泡在这间没有暖气的实验室里,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科研攻坚战。
STM是-项集机械、电子、计算机和配套设备于一体的精密仪器。当时，些好心人对白春礼说，这项工作太冒险了,恐怕一年到头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尽管白春礼最清楚这项工作的艰难,但自从抉择回国的那一刻起，他便只有一个心愿，无论如何要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早日让祖国进人“原子世界”。
多少个日日夜夜,白春礼和他的绝大多数年龄在20多岁到30多岁的同事们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连吃饭都顾不上或是干脆忘记了,有时一天只吃-顿饭。由于太忙了，白春礼的妻子承担了全部家务，她上班路远，每天中午不回家,白春礼晚上又要加班，夫妻间平时连见面的时间都很少。他的孩子8岁前一直放在外婆家，尽管外婆家也在北京，但白春礼几乎没有带他出去玩过，更没时间给孩子辅导功课。白春礼实在算不上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但亲人为他所作出的牺牲，终于从他科研.工作的辉煌成果中得到了回报。
1988年4月17日，白春礼在自己设计研制的STM机上调试出一个清晰而美丽的画面,那正是期待已久的STM立体图象。它标志着我国在表面研究领域举跨进了“原子世界”。“成功啦!”振奋人心的欢呼声从沉寂了4个月的地下室传了出来。
这是中国第一台由计算机控制的有数据分析图象处理和实时显示系统的STM。这台非凡的电子显微镜显示出的物质表而原子图象就像是一幅幅奇妙的大自然微型景观，给中国科学家带来无穷无尽的退想。
对科学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STM的研制仅仅是开始。白春礼又在原子世界的海洋里开始了新一轮的邀游。他和同事们利用STM，成功地观察了石墨、二硫化钼、有机导体、生物膜、导电高分子和其他一些新材料,其中卵磷胎生物的图象分辨率比国际上的报道高出10倍，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化学会授子他青年化学奖。
1989年春天，白春礼和同事们一起又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原子力显微镜(AFM)。AFM是在STM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面分析仪器，它的优点在于不仅可以观察到导体和半导体表面的形态，而且还可以观察到绝缘体表面的状态。这一成果在非导电材料的表面研究领域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上，由于难度大，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研制的AFM能够达到原子级分辨水平。而白春礼用中国制造的AFM已能稳定地观察到石墨和非金属二氧化钛的表面结构,并多次获得了原子级的高分辨图象。
同年7月，白春礼应邀赴日本参加第四届国际STM研讨会。他递交的4篇论文全部被大会采纳。他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时的导师白尔德斯维勒教授自豪地称赞他这位中国学生:“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你们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日本的一家杂志为此专门介绍了中国的STM作进展。
载誉归来后，掌声和鲜花簇拥着他。1989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首届青年化学家奖，并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89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他作为青年科学家被介绍给全国人民。荣誉是压力也是动力。白春礼没有止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拚搏一有关 DNA结构的研究。1990 年11月20日，金秋的美景与STM显示镜中的画面交相辉映，这幅美丽的图画揭开了生命科学研究历程上新的一页一生 物学家梦寐以求的三链辫状缠绕结构片断、左手双螺衔接结构片断结构及其诱人的变异结构终于显示在眼前。这是地球人首次目睹DNA分子的特殊结构。
专家认为，这是继美国DNA双螺旋结构后，生命科学研究的又一新发现,它丰富了人们对DNA结构的认识。三螺旋结构的DNA分子与人体不治之症的癌变有内在的联系。人们有 理由预测，这一科学发现的背后潜藏着不可估量的奇迹。这一重大科研成果,被评为1990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一。白春礼也被中国科学院授子优秀青年科学家称号。
为了使科研成果尽快商品化，白春礼和同事们又在北京海淀高技术开发试验区创办了一个高技术公司，向社会提供STM和AFM产品，现已与国外签定了STM供货合同。
白春礼，这位将自己的全部青春和才华投人祖国科学事业的探索原子世界的高手，又奋力向着新的未知点开始了新的冲刺。
思政故事三
陈章良
1991年10月31日，北京正是天高云淡、清风送爽的金秋时节。首都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正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等部门的领导同志正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
一架飞机从蔚蓝色的天空中徐徐降落，走下一-位身材颀长、神采奕奕的年轻人。他就是刚刚从法国巴黎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度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又称“世界杰出青年科学家奖" )的陈章良。顿时，鲜花和掌声一起拥向他，祝贺他为祖国所取得的巨大荣誉。
陈章良的笑容中带着喜悦与骄傲，他激动地说:“我的获奖是祖国和人民的荣誉。
1961年,陈章良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县的一个小渔村里，父母都是文盲。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少年陈章良家境贫寒,从5岁开始就已经帮助大人干农活了一直到了9岁，才进了大队小学读书。也许正是少年生活的艰辛才培养了他刻苦勤奋的品格。
在回忆那段日子时，陈章良深有感触:“虽然父母没有多少文化，可我并不缺少做人的教育。我妈常说我们人穷志不能短。亲戚十几房没有一一个读书人， 她希望我将来有出息。当我终于有了书读的时候我发誓:做人就要像个做人的样子。生活里较长时间我都很苦，可是我很顽强。....
是的，从大队小学到公社中学，再到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最后到美国华盛顿大学,他都是最好的学生,所依靠的正是这种顽强的精神。
1978年,陈章良以优异的成绩考人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就读于热带作物专业。大学的殿堂，为他美丽的梦增添了许多瑰丽的色彩。他勤奋刻苦的品质一刻都没有 丢掉过。1982 年大学毕业时,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派出留学。1983 年，他被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就读于生物和生物医学部，从事分子生物和植物基因工程的研究。
在美求学期间,他依旧凭着那股勤奋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工作,在美国生物技术领域第一流的实验室里，在导师的精心指导下,只在短短几年里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绩。
1985年，当时年仅24岁的陈章良，在欧洲《分子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首次宣布采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将大豆蛋白基因成功地转移到矮牵牛(茄科植物)上，并使大豆蛋白基因在矮牵牛种子里得到表达,这项成果得到了国际生物界的广泛注意。1986年11月,他又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另一篇重要文章，首次发现有一段遗传物质(DNA)可以控制植物基因在种子里特异性的表达，而且这段DNA在种子发育的一定阶段能把外缘基因表达能力提高20倍以上。
1987年，他发现并证明调控物质胚胎发育的DNA的存在及其功能,被国际同行专家誉为“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中的里程碑”。
这沉甸甸的硕果,凝结了他多少勤奋与汗水，也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优秀中华儿女的聪明才智。陈章良受到了国际生物界的广泛关注。1986 1I987年两年，在展示美国生命科学发展取高成就的“高登国际会议”上，这个来自中国东海岸小渔村的青年人，两次站上了讲坛，每次15分钟限时发言的惯例，对他变成了半个小时。由于这些卓越的研究成果他在1987年7月提前一年半结束学业，从学土毕业后到完成分子生物学领城的博土学位他仅用了4年时间。
和许多留学生一样，毕业前夕,陈章良也考忠过是留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还是立即回国的问题。前者无论对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工作能力、或是对解决回国后个人经济生活上的后顾之忧，都有很大帮助。那时他虽然尚未向美国任何研究单位提出申请,但精明的美国人早已认识到他的价值，好几个大公司都希望他能去长期工作几所著名大学也来约他去做博士后。他们轮番来做他的工作,所提出的条件和待遇都是相当可观的。
但是,祖国也没有忘记他，正张开怀抱准备迎接他。
1987年的一天,陈章良被通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谈话。韩叙大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留下来，我们不会反对，但想一想你的工作，如果能在国内做，国家可以省去一大笔钱到美国来买你开发的技术。”韩大使告诉他，国内已制定了“中国高技术与发展计划”,需要他回去筹建中国第一一个“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当然,对于国内的生活条件苦、工作环境差、已经开始的事业是否会顺利地进行下去，陈章良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胸膛里一颗拳拳 赤子之心告诉他，他的根在中国!
那些学成后毅然回国的前辈科学家们的爱国行动，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深深懂得，国家培养-一个留 学生是多么不容易，而他所从事的“植物基因工程”这- 研究领城，国内还处于落后状态(至今在这一领城中还未见到我国有一篇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刊物如《科学》等杂志上)，而这个高技术领城对今后的国民经济发展却有着重大的作用。他知道祖国需要他，在人生重大选择面前，他没有犹豫，毅然踏上故国的归途。
在回国后的欢迎会上,北大教务长曾问他:“你为什么要回来?”陈章良回答说:“我是中国农民的儿子，,我要为中国农民做点事情。”
“国内条件与国外相比有很大差距，你拿什么跟人家竞争?”“我要利用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做出国外无法竞争的成果。”最不能拒绝的，是母亲的等待;最大的心愿，是让贫瘠的土地上绽开美丽的花朵。
1987年8月,陈章良带着异国气息和报效祖国的愿望回到了祖国。迎接他的是那熟悉的热土和久违的天空,他进人北京大学这块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学术氛围的圣土，从此他将在这里谱写他人生的新篇章。
国家计委、科委、教委已决定在北大建立-一个植物基因工程的国家实验室。陈章良一回来，就马上投人了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创业的初期是很艰苦的,开始时实验室只有一名副教授、一名工程师、一名刚毕业的本科生和他四个人。工作相当紧张，一方面要采购大量零星用品,安装多种仪器设备;另方面又必须立即上马搞几个科研项目。
在国内要建设一个高技术实验室有许多困难。实验室设在四楼，却没有电梯,大型仪器只好用人力扛上去。安置好仪器,不是找不到电源，就是电线负荷不了而发热。由于电源插销的生产型号混乱，插座无一能和仪器配套,只能重新换过。请电工常常拖时间，他们就只好自己动手。在订购仪器、采购物品方面麻烦也很多,渠道不通、信息广告业务少、种类不全、缺少服务,浪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向国外订购仪器和化学试剂,不仅手续繁琐，还常常出现各种问题。
对于这些困难,陈章良在回国前就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既然道路是自已选择的，就要正视困难努力克服。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创业，实验室终于可以做实验了。他和他的同事们是多么高兴!目前这个实验室已经发展到30多人。除了副教授，还有留学回国的博士做博士后、代培博士生硕士生以及实验工等。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在这个实验室中产生出令世界生物学界瞩目的成果。基因工作或生物技术作为我国目前七个高技术领域之一，已经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在21世纪内，通过基因工程除了能回答许多基因的分子调控问题外，在农业、医药、发酵工业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各国的政府和大公司都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开发,竞争日趋激烈。
陈章良他们的实验室在起步阶段就承担了发展植物分子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及其最高新技术的研究,并解决其在农业及其它领域中的实际应用问题的实验研究。几年来,他们承担了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课题。在我国科研工作比较薄弱的水稻抗病毒病、抗细菌病和真菌病等几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成功地克服了流行于我国的几种主要病毒的外壳蛋白基因，如烟草花叶病毒、黄瓜花叶病毒、马铃薯X病毒、Y病毒、大豆花叶病毒以及水稻几种病毒等，现已将这些基因导人到烟草、番茄、马铃薯、水稻等作物中。最近，一项研究成果已通过国家教委鉴定，即抗病毒的转基因香料烟进人400多亩大田中试种，这种香料烟在几项重要的指标上是与泰国进口的香料烟具有相同的水平。这一成果目前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推广后每年可为我国节约大量的进口香料烟的外汇。
国际生物工程界震动了:利用工程烟草植株表达天花粉蛋白;发现并命名的“抗菌肽”蛋自，对于水稻白叶枯病和稻瘟病的杀灭现象及机理研究的初步成果，均为国际首创。
国际同行惊讶地发现，“中国已成为目前国际上最大的转基因植物进人大田的国家"。中国在转基因抗病植物研究领域颇具特色，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1989年，只有28岁的陈章良被北京大学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成为我国“863”高技术专家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并担任中国科协常委、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青年联合会和北京青年联合会的常委。同时，他也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几次国际会议都邀请他做大会发言,他还被聘请参加了国际会议的顾问委员会。美国著名的国际学术刊物《遗传》杂志聘他做编委。美国最大的私人研究机构SCRIPP研究所请他做研究员，在SCRIPP设立“陈章良实验室”，研究所提供经费，由他领导和使用。
在回国后短短几年里他先后获得“中国植物学会优秀青年工作者奖”、“第二届全国科协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奖”、国家重点实验室突出贡献“金牛奖”、北京市“五四优秀青年科技奖"等荣誉。1991年又被评为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1992年被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全国青年科技先锋”称号。
1991年10月28日。这是个令陈章良终生难忘的日子。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会议厅内灯火通明，总干事马约尔先生宣布，根据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国际评审委员会推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授予中国年轻的博士陈章良。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和咔嚓声不断的闪光灯，陈章良激动地接过了证书和奖章。这个由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竞选,由国际上7位著名科学家投票的大奖,是对青年科学家的最高奖,被誉为青年诺贝尔奖,陈章良此次是以全票当选，他是此奖自1984年设立以来获奖的第一位 中国人，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项科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
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各国常驻代表团的代表及科学家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太棒了,陈教授”,“了不起,年轻的中国人”。1991年11月后,中国出现了“陈章良热”。各大报纸和电台、电视台纷纷对他进行采访报道。表示祝贺的信件贺电雪片般地飞间他，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同学来信祝贺说:“你是我们众多中国同学中成就最大的一一位，我们 感到高兴和骄傲。”当年创办华南热哲作物学院的王震副主席代表党和国家接见了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对陈章良说:“你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中国培养出来的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这是我们11亿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听了你取得的这个成就，已不在世的老一代领导人如果九泉之下有灵,也会很高兴地祝贺我国出现这样著名的科学家。”
成功的喜悦是迷人的，面对赞誉祝贺和老一辈 的殷切期望，陈章良深情地说:“作为名留学生,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 务把自己学到的先进的科学知识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自己的祖国。我为我们终于为自己的祖国在国际上争得了基因工程领域发展的-席之地而感到无比自豪。我深深体会到，一个留学生只要有人民的信任和国家的支持，只要有老一一辈科学家们的关怀帮助，只要有为科学献身的执着追求，在国内同样能取得世界一流的成就，在祖国的建设中大有作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每- 位科学家都有自己的祖国。一个科学家只有为自己的祖国做出了贡献，成绩得到世界的承认,他才可能感到那份难以言传的真实的自豪和自尊。这些年我苦苦奋斗,就是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争一点地位。 多年来我从没有动摇过。我始终认定一点 ,我回国的选择没有错。”
多么深沉动人的话语，多么滚烫的赤子之心!这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已经把他的根深深地扎在祖国土地上。
从巴黎回来以后,他将自己获得的11900美元的奖金全部捐献出来,作为奖励中国青年科学家的基金。
成功和辉健已属于过去,科学研究、事业发展都是永无止境的。面对未来,陈章良充满信心。
他身兼多职:作为教授，他要带研究生;作为实验室负责人，他事无巨细件件过问;作为“高技术计划”专家委员，他要参加会议,研究情况;作为国际刊物的编辑，他要审阅稿件。还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在任北大生物系系主任后,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为了培养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高质量人才,他又施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一-在生物系开设一个新型的“生物技术专业”。这是我国综合性大学利用生物高科技开办的第-一个工程性专业。该专业将实行自费和公司或单位定向培养相结合的办法筹集教学经费。一一在生物系取消了 教学中间机构一教 研室，把原先9个专业合并为5个,让在学术上有造诣的教授担任专业主任,负责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方向和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调整了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设置。一一成立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公司”，靠实体养教学。教师实行课时津贴制，努力提高教师和研究生收人水平。
夜晚，寂静的未名湖边，生物中心大楼依旧灯火通明,年轻的带头人仍然在埋头做实验。星斗转移，没有人能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从他身边流逝。
他很忙，也很累，1米83的个头儿，显得越发清瘦。一位有心的记者曾经在采访他的半小时里做了个统计:接了6个电话,签了3份材料，安排了两个合作者第二天的实验日程，还不时地跑到门口去调遣一下他的学生和助手们。一位同事这样评价他:简直不是在工作,而是在拚命!他却说:“报效祖国”，任重道远。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双手证明，我们可以做....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领域里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陈章良正是以他的全部心血和为国报效的强烈愿望，在这条路上攀登着，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科学的未来。
